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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修正主義”思潮
——郭國勝
簡述“修正主義”思潮
  
修正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件大事。
最早提出修正主義理論的是德國人伯恩斯坦,當時不叫“修正主義”,叫“伯恩斯坦主義”。伯恩斯坦1850年出生于德國,后來成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自稱是“馬克思的學生”。1893年7月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斯坦,指定其為遺囑執行人之一,使伯恩斯坦成為第二共產國際的實際掌門人。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背叛馬克思、恩格斯,以他的社會主義觀點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全面“修正”,系統地整理成書出版,即著名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伯恩斯坦主義理論很豐富,其要害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黨派不應該作為階級政黨,只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應該成為一個全民黨,代表全民族利益;二是否定馬克思主義視階級斗爭為人類社會發展動力的觀點,反對暴力革命,主張階級合作,通過街頭示威和議會斗爭等和平手段爭取工人階級的利益,乃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現在回過頭來看。第一,盡管世界各國政黨中不乏自詡全民黨的政黨,但真正代表全民利益的政黨是不存在的,即使在伯恩斯坦主義指導下發展起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未能代表全體德國人的利益,若真能代表全民利益了,也就不成其為“黨”了。第二,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原來的設想,是在資本主義發達生產力的基礎上建立起共產主義,而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也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原來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西歐式的。但是,當時的英國、法國、德國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文藝復興留下的“民主、博愛”思想深入人心,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日趨完善,社會在處理階級矛盾方面更趨理性、科學。資產階級在經受國際共運后,作了適當的政策調整;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得到一定改善,已基本上不愿“拋頭顱灑熱血”地鬧革命了。雙方均愿意采取“改良”這一成本更低的社會進步方式,因此缺乏暴力革命的社會基礎。后來,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競選方式長期執政,更“左”的,如法國共產黨、摩爾多瓦共產黨、印度西孟加拉邦共產黨也通過競選方式幾度執政。
實踐證明,伯恩斯坦提出的和平斗爭主張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是正確的、可行的。但伯恩斯坦錯誤地把他的修正主義理論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向全世界推銷,這就引起了俄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強烈反對。
俄國是一個農奴制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充分,人民文化素質低下,民主政治更是莫名其妙的東西。在這樣的國家,無產階級要想通過和平手段爭取自身的解放,即沒有自身的階級共識,也得不到資產階級的允許。因此,列寧高舉馬克思主義革命旗幟,領導全世界無產階級同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通過暴力手段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實現工人階級解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踐證明,列寧主義是符合俄國革命實際的,是正確的。
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經濟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質甚至還遠不如俄國。中國經過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缺乏民主政治土壤,雖然有過新文化運動,但它只發生于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并沒有向廣大人民灌輸,未形成社會共識;中國的無產階級飽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其境遇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中最悲慘的,因而具有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中國革命在嘗試各種途徑均告失敗之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人們終于明白,在中國,革命的道路只有一條----“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中國共產黨摒棄修正主義,堅定地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毛澤東思想,并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奪取了全國革命的勝利,為民族復興創造了重要且必須的物質條件。實踐證明,毛澤東思想是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是正確的。
俄國革命是階級革命,其宗旨是謀求階級解放。中國則不同。中國革命是被深重的民族危機逼出來的,其宗旨是謀求民族解放。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其中“反封建”是手段,“反帝”是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華民族解放取得的偉大成果,但帝國主義威脅并未完全解除,迫使中國繼續進行“反帝”斗爭。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拋出“三和”路線,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思想,提出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并在“反對個人迷信”幌子下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開始滑向修正主義。勃列日涅夫上臺后,提出“有限主權論”和“社會主義大家庭論”等有利于蘇聯擴張領土權力的理論,歪曲“國際主義”精神,進而走上社會帝國主義道路。戈爾巴喬夫是蘇聯修正主義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對斯大林進行人身攻擊,甚至進而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蘇聯就這樣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漸行漸遠,終于走向崩潰。
中國為謀求民族解放,在堅定抗擊帝國主義威脅的同時,對社會帝國主義也毫不退縮。為統一意志,正本清源,中國共產黨一針見血地指出赫魯曉夫以后的蘇聯的修正主義性質,將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區別開來,“反蘇防修”成了中國抗擊社會帝國主義侵略的強大思想武器。
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修正主義”思潮也在曲折中艱難地滋長起來。1956年,黨的八大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開始走向民族和解道路。八大的決策是正確的,卻未能形成剛剛從階級斗爭硝煙中走出來的全民族的共識,同時疏忽了一個關鍵的國際背景----當時中國仍面臨著嚴重的帝國主義威脅,中國積貧積弱,能有效嚇阻帝國主義侵略的唯一武器是高度集中的、堅定的民族意志,而保持和加強這種意志的手段,只能是“階級斗爭”,以階級意志統一全民族意志。民族和解必然導致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將極大地削弱這種意志,對國家安全是極不利的,1957年的“大鳴大放”就是其惡果之一。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轉向,民族和解政策被批判為“右傾”,以后又被貼上“黨內修正主義”標簽,國家政治日益“左傾”,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均以“階級斗爭為綱”,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
“左傾”路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經濟和民主政治造成了極大損失,但卻有效地嚇阻了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為國家贏得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時期。在這段時期里,中國人民建立起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發展了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特別是原子武器的突破,為國家長久和平創造了重要條件,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再次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策,開啟了改革開放偉大航程。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斷深入,逐漸形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3個重要理論成果,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2002年, 黨的十六大對黨章作部分修改,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進一步闡述了黨的性質,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即“兩個先鋒隊”性質。
中國的改革開放被朝鮮、越南、古巴、阿爾巴尼亞以及美國、日本共產黨扣以“修正主義”帽子,尤其是“兩個先鋒隊”的定性,更讓人驚呼中國共產黨開始滑向全民黨了。其實,“修正主義”者是把馬克思主義視作呆板的、一塵不變的教條,所以才存在“修正”。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視作開放的、發展的科學,從未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任何“修正”,而是在其基本原理基礎上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一脈相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豐富、發展和最新成果。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從不把自己的經驗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是建議各國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第一,“兩個先鋒隊”是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前提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理論的具體實踐,沒有脫離階級政黨性質,沒有滑向全民黨。第二,中國共產黨從不否認階級斗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動力的觀點,認為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局部領域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已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毋須作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關于“修正主義”的爭論變得毫無意義,“修正主義”一詞逐漸淡出歷史舞臺。但作為人類探索自身發展道路的一次重要嘗試,“修正主義”必將給后人留下許多思考和反省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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