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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紱修志
——郭國勝
李紱修志
  
李紱(1673~1750),字巨來,號穆堂,清代江西臨川人。康熙進士,歷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雍正二年(1724)任廣西巡撫,四年(1726)授直隸總督,以參劾雍正皇帝寵信的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虐事得罪。乾隆初授戶部侍郎。后致仕。他治陸王學派理學,又曾撰文對王安石事跡有所辯正,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多引其說。著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八旗志書》等。
清朝是我國封建時代地方志發展的全盛階段,地方志體系完全確立。 其主要表現便是修志規模大、成書數量多,形成了系統的方志學理論,在輯佚舊志方面也做出了相當成績。清代所以成為地方志發展的全盛時期,是同清朝最高統治者積極提倡分不開的。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命令河南巡撫賈漢復督修方志。康熙十一年(1672),詔令各地設局修志,限期完成,并頒布以《河南通志》為式。 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逐級行文、頒發志例、申詳呈報、嚴格審查、定期修志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志工作制度,推動了修志事業的空前發展。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所載,現存全國地方志總數8200余種,其中清代方志有5701種,約占70%。
由于統治者積極倡導,編修志書風氣盛行,不少鴻學大儒也積極參與。由于他們具有相當的學識,對于如何編修志書均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在實踐中又多所體會,并注意總結經驗,大大推動了方志理論的發展,促使方志學科體系逐漸形成。在這些學者中,對于方志理論論述頗豐、建樹較著者有顧炎武、衛周祚、張沐、宮夢仁、儲大文以及方苞、李紱等。
李紱少時孤貧,好學聰穎,讀書經目成誦,有神童之稱。康熙四十四年(1705)舉江西鄉試第一。四十八年(1709)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五十九年(1720)升內閣學士。雍正二年(1724)四月任廣西巡撫。到任后,懲貪肅暴,勤政愛民,使吏風一新,土苗言和,廣西邊地得以安定,受到雍正嘉獎。
在廣西巡撫任上,李紱按照朝廷統一部署,編修《廣西通志》。他不但主持修志工作,而且親自捉筆擔任主編。由于李紱學識淵博、功底深厚、精通方志業務,又深諳省情、勤奮筆耕,很快就拿出了初稿。初稿為綱目體,以綱統目,層次分明, 內容豐富,文字精煉。但李紱家鄉情結濃厚,在編纂《廣西通志》“人物”時,違背人物選入標準,將江西在廣西為官之人,不論政績、人品優劣,概行載入。雍正帝審稿時發現這一重大主觀惡意,勃然大怒,下旨嚴厲斥責李紱“率意徇情,瞻顧桑梓”,質問“如此之志書,豈堪垂世?”詔令禁止志稿刊印,改派金鉷等人在志稿基礎上重修。雍正帝認為李紱在《廣西通志》編修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問題不是個案,必須抓住此典型,清除全國修志工作隱患。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發出諭旨:“志書與史傳相表里,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為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實用,至公至當。”并明確要求“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采摭精當,既無缺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 還在諭旨中規定:“如所纂之志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督撫等官修交部議敘。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略,或至有如李紱之循情率意者,亦即從重處份。”將方志編纂的公正、嚴謹程度,作為吏部考察、提拔官吏的重要依據之一。
雍正四年(1726),李紱被任為直隸總督。五年(1727),被田文鏡誣陷庇護私黨下獄,后因清廉被赦免。出獄后奉敕主編《八旗通志》。李紱深刻汲取《廣西通志》教訓,端正修志態度,鉆研方志業務,查閱了大量內廷檔案,走訪了眾多皇戚貴胄,閉門謝客,專心著述,歷時13年成書。《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二集256卷(包括卷首12卷),分八志(旗務、土田、營建、兵制、職官、學校、典禮、藝文)、八表(封爵、世職、八旗大臣、宗人府、內閣大臣、部院大臣、省直大臣、選舉)及列傳3大部分。《八旗通志》集滿族檔案、圖書之大成,為后人了解、研究和發掘清朝前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和憑證。
李紱在官職和丁憂期間,還主纂《臨川縣志》《汀州府志》,自撰《西江志補》《撫州續志》等。他不但修志成果豐富,而且善于從修志實踐中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他為《八旗通志》《臨川縣志》制訂凡例,為修《廣西通志》頒布《查取圖冊咨諏利弊檄》《重修通志查取文卷檄》《行查各府金石碑刻檄》,還撰有《八旗通志》各分志序、《廣西通志》序、《畿輔通志》及其各分志序、《河套志》序、《余慶縣志》序、《汀州府志》序、《廬陵沿革表》序、《廬陵天文志》序、《廬陵官師表》序等40余序,并通過書信往來及詩歌唱和形式,與江西巡撫白潢等商討方志編纂及方志理論問題。通過不斷地實踐、總結、提煉,李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方志理論。
關于方志性質,李紱反對方志屬地理書的傳統觀念,多次明確指出“志,固史之屬也”,“邦國之志,史之屬也”,“皇哉邦域志,國史所權輿”等等,主張方志應歸入史書類。這一見解雖有缺陷之處,但對扭轉明代以后文弊、提高典籍地位大有作用。關于方志起源,李紱認為“志始見于《周禮》。小史掌邦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春秋列國皆有史,后世郡縣皆有志,以后征考文獻,千載猶旦暮焉。……一邑之志與志天下,無以異也。”方志即來源于此。關于方志編纂,李紱主張“以諸史為宗”,“悉按列史時代統轄”,并具體規定記載范圍、門類設置、文辭章法等各方面。關于志書功用及特點,李紱認為應廣征博采,突出其 “纂言記事,必載原書”等特點,切忌浮華空疏,使之成為一部能“籍征考”、“資援據”的地方信史,“庶幾上稽前事,下協人情,藉資興革,實關治道。”關于修志人員素質,李紱發前人所未發,提出了“志才”與“志志”兩個條件,前者指修志者必須具備的學識才干,后者指編修志書上的志向、愿望及責任感,二者缺一不可,“有其才而無其志”或“有其志而無其才”都無法編出一部好的志書來。 關于志書的時代性和地區性,李紱認為“今昔殊形,中外異制”,理應有所側重,各具特點。
李紱對于方志理論鉆研較深,涉及面亦廣,其理論成果有其獨到精辟之處,為乾嘉方志學的正式建立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實可稱為中國方志學發展史中承上啟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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